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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十二月等郎

龙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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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湖北

1楼

十二月等郎

湖北荆门花鼓戏:
《十二月等郎》的叙事语言不是戏剧语言，由于它是江汉平原的地方戏，就不可避免地要汲取江汉平原的地方言语特色，在经过剧作家的创作之后，形成区别于其他戏剧语言的语言。
戏剧是需要搬上舞台的，它面对的是直接的观众，这就要求戏剧的语言在本质上更接近观众的日常生活状态，而不是文绉绉的书面语言。戏剧是典型的舞台叙事文体，它需要打动观众，在这个基础之上再才能考虑传达剧作家所要表现的个人情绪。戏剧情节无疑是打动观众最好的载体，在《十二月等郎》中，我们却看不到紧张的情节结构，看不出深刻的人物性格刻画，甚至看不出一个明确的故事。相反，我们在观看的时候，是在为一种情绪牵引着。这种情绪的产生，更多的来自演员的唱词和交代。由人物自身的行动和语言来组合成一个完整的生活场面，叙述一个有头有尾的故事，是戏剧的独特所在。因而在观看戏剧时，观众仿佛就是身临其境，目睹事件的正在发生和人物的正在进行，是生活在其中，而不是单纯的看戏剧。这是戏剧的所要履行的任务，使得观众完全被其中的人物、事件牵引着。而真正意义上要完成这个任务，就必须凭借戏剧本身的语言。这一点，往往又是观众所忽略的。没有语言在戏剧中的推波助澜，再精彩的故事也无法一一剥开呈现在观众面前。在《十二月等郎》中，我注意到所有人物角色的唱词，那是生活的语言，是全戏剧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缺少那些语言，就像一盘精致的菜肴缺少食盐一样淡而无味，也就无法来给观众展示出一幅优美的江汉平原风俗人情画卷，无法完成整部戏剧的情绪表现。
请看如下例子：

（1）不想走啊/也要走/揣一个指望在心头/我的女人哪/请你多等候……
（正月中一男人的独白）

（2）李家嫂子/哎/敲钟做么事/开会哩/开会做么事/选举哩/选举做么事/男人走哒，选村民组长哩
（二月中两个女人的问答）

（3）为么事停电，为么事停电/苗子摆不平电站/我说过女人不能当组长嘛/公鸡打鸣，母鸡只能生蛋
（三月中收电费中人们的议论）

（4）青草埂，垂杨柳/鱼池亩亩鱼儿游/汗珠落地摔八瓣/长湖女儿夺丰收
（五月中的场外唱词）

这些语言，都是典型的生活语言，也是典型的“戏剧语言”，即情节叙述语言。这都只是随手拈来的《十二月等郎》中的唱词片断。这些语言，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都是陈述性的，是顺应戏剧情节发展的对应关系的。语言在这里直接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故事，把观众带进了由语言陈述指示的具体生活事件中，让观众不由自主地关心着进一步的发展，关注着人物的下一个动作。
在这之中，我们往往在脑海中构建起自己对整个戏剧的印象图来。心灵的间接感受和视觉的直接感受共同完成这个观众再创作，语言便转换成生活场景，这在我个人开来就是在完成戏剧所要表现生活的任务。可以说，我们欣赏戏剧，不是在欣赏人物的行动，而是在感受着人物的一种情绪，如果这种情绪能与我们个人的某种情绪吻合，我们就被打动了。在《十二月等郎》中，语言的穿透力被演绎到了极致，在细如抽丝的语言唱词中，我们被歌呤一般的语调，低回复沓的旋律浸淫着，被其中所传达的无法排遣的情绪感染着。因此，作为戏剧的《十二月等郎》在语言上，就又被要求具有诗一般的抒情化语言。语言的抒情化一般都在不同程度地淡化情节，不怎么注意生活形态的完全逼真以及和故事情节的完整与人物性格的刻画，在这方面，沈从文的名作《边城》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一概念。《十二月等郎》的叙述重心，是表达其中人物的生活体验和生命体验，抒发她们的某种悠远深挚的情思。《十二月等郎》在故事上表现的是苗子等一些女人在男人离开后，对生活的态度，对生理的态度，所以选择抒情化的语言有助于完成这个所指。
《十二月等郎》是一个给人们大众欣赏的花鼓戏，那么它就应该有所寄托。作为戏剧，它的故事寓意的完成又依赖于象征，也就是书面上所讲的“意境”。意境是抒情的核心审美范畴，是在一个小点上来体现一个普遍性。意境在戏剧中的完成又来源于人物的“性格”和“行为”。在《十二月等郎》中，以苗子为代表的女人，在男人离开后。面临着生理上，生活上的考验，这也是一个自然人在现实生活中所要面对的问题。丈夫远走广东去打工，正月就走了，丢给女人的是一大堆困难。在正月中，苗子唱到：“不要走啊/婆婆老了/孩子又小/使牛打耙/春种秋收/不要走啊/青青原野/袅袅炊烟/我们的家/无限温柔……”这里充分表现出以苗子为代表的留守女人的一种情绪，她们只愿意做个小女人，守着小小小的温馨的家园。可是她们太穷，不仅仅电费交不起，连买盐都没有钱。摆在眼前的困难使得她们不得不考虑自己的出路。最后她们决定办精养鱼池，她们的情绪很高涨，但男人在这帮女人的心中依旧是伟岸的，“精养鱼池算么事/他们会为我们扛回一座金山……”而不再是“旭汉/你在哪里/为什么离我那么远/旭汉/我恨你/我好恨你……”女人心目中的男人永远是他们的靠山，她们需要这种刚强的呵护，这种情绪一直蔓延在整部戏中，在女人们得到了男人的信后，吐露了这种心声“偏要想/想死个人……”。此时的苗子却没得到旭汉的信，只是旭汉在外面有女人的传言。苗子心中的靠山垮了，她需要一个心的依靠，“同样是男人/那个叫人讨厌/这个让人动心……”苗子在不自觉中扑在了周龙的怀里。思念的极限在舞台上是用二胡的断弦来表现的，可以说一个很高明的设计。情绪的高潮在整部戏中，还表现在十二月中风雪中等男人回家的那出。这个时期，留守女人已经从一个只愿意守着温馨家园的小小女人成长为女强人，她们心疼着自己的男人“你更黑了”“外面好苦”，这时候作为主角的苗子等来的又只是男人捎回来的钱，心中挂念的男人没回来，而长期帮扶他们的工作队队长周龙又得离开，戏是在苗子的等待中完成的。没有交代最终的结果，其实也无需交代，情绪的蔓延留给观众的将是各自的想象，这也才是整部戏最想达到的效果。
可以说《十二月等郎》能取得成功，除了演员舞台上的演出效果外，更大的在于这部戏本身的艺术张力，这个张力又完全取自语言和情绪。戏剧的表达效应不能强加给观众，而是通过语言把无限深奥的情感把握和传达出来，通过一种迂回、曲折的途径，暗示着情感。把本来的陈述，转换成舞台的抒情，在《十二月等郎》中，人物的唱词完成了三个功能含义：
第一，它陈述了整部戏的动作和状态——留守女人的生活状态，对男人的等候和对生活的斗争，这是令人兴奋的，也是使人痛苦的。
第二，充分表现了某种情绪（人物在动作中的情绪）——留守女人对生活从怕到得心应手的面对，对男人的思念情绪，这是令人愉悦，也是令人伤感的。
第三，暗示了人物所处的环境和心态——留守女人是在失去靠山，困难重重下实现自我的。无论是正月的送行，还上七月的洪水，腊月的等待，都昭示着不同环境下女人的心态。
除此之外，语言的选择上采用了方言，进一步拉进了戏剧本身与观众的距离，也使得戏剧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